他走了,但又从没有真正走远,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认识他,理解他,并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。
从他的身上,或许有一个话题最能照亮今天的我们——
那就是在人生的至暗时刻,我们该如何度过。
尤其最近这几年,很多人过的并不如意。有人愁营收,有人项目搞砸了,有人面临失业……
也经常有人问我: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,每天都很焦虑,怎么办?
如果你正处在人生低谷,那么建议你看一看1932~1934 年的毛泽东。那三年里,他经历过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更深的黑暗。
今天的内容,值得每个管理者、每个正在经历逆境的人,好好读一读。
三年至暗:连鬼都不上门的岁月
要读懂这三年,得先从1932年说起。
那时候的中央苏区,毛泽东刚刚带领红军打赢了三次反 “围剿”,正是威望最高的时候。
但上海来的临时中央,推行的是一套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, 要求红军主动出击,攻打中心城市,“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”。
毛泽东不同意。他认为敌强我弱,应该“诱敌深入”,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,而不是去啃敌人重兵把守的坚城。
第一次大冲突,是打赣州。
1932年初,苏区中央局讨论要不要打赣州。毛泽东力排众议,说赣州三面环水、城墙高筑,易守难攻,南北两面又有国民党重兵,认为凭红军当时的力量根本打不下来。
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,坚决主张打。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,会议决定攻打赣州。
结果,红军打了 33 天,城没打下来,自己伤亡 3000 多人,最后不得不撤围。仗打败了,后方的领导人不但不反思,反而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,说他执行命令不坚决、指挥犹豫,才导致失败。
这只是前奏。真正的打击,在1932年10 月的宁都会议。
当时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开全会,核心议题只有一个:红军到底该怎么打?
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都主张“夺取中心城市”“主动出击”“正规战阵地战”。毛泽东则坚持,敌军强我弱,不能硬碰中心城市,要继续“诱敌深入”,在运动战中歼敌,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。
会议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他。他们把毛泽东的“诱敌深入”方针批判为 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”,把他反对攻打赣州、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意见,指责为“消极怠工”“纯粹防御路线”。
想象一下:你亲手指挥了三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用事实验证了游击战的正确,却被一群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批评不是正统,是“上山主义”。
最残忍的,不是被敌人打倒,而是自己人的不认可。
会上,周恩来提议让他留前方指挥,朱德、王稼祥反对撤他的职,但多数票不站在他这边。最后,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。
这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这支由他一手带上井冈山、一手缔造的军队,这支注入了他全部心血与灵魂的队伍,不再听从他的指挥。他被彻底边缘化了。
宁都会议之后,毛泽东去了长汀福音医院休养。
从1932年到1934 年10月长征出发,差不多三年时间,毛泽东基本处于被孤立的状态。
他被安排主持中央政府工作,军事上的事基本插不上手。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继续推行 “左”倾路线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在错误指挥下节节失利,根据地越打越小。
这期间,毛泽东多次提出正确的建议,都不被采纳。他看着红军一步步走向困境,却无力回天。
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?你明明知道路走错了,你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失败,但你说的话没人听,你做的事没人支持,你只能眼睁睁看着。
1965年,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:“我这个菩萨,过去还灵,后头就不灵了。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,再拿出来,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,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,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,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换作一般人,可能早就崩溃了、躺平了、甚至出走了。但毛泽东没有。
毛泽东的生存哲学,其实就三句话
毛泽东是如何度过这段至暗岁月的?与他在中央苏区一同工作过的李维汉,后来做过一个经典的概括。
他说,毛泽东坚持三条:一是少数服从多数;二是不消极;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。
这三条,就是毛泽东战胜逆境的密码。今天读来,依然振聋发聩。
1.少数服从多数
宁都会议上,毛泽东是少数。他的正确主张不被多数人接受,他的军权被多数人剥夺。换作很多人,可能会拍桌子、甩袖子、不干了,或者拉一帮人另起炉灶。
但毛泽东没有。他对王稼祥说:“算了吧,我们是少数,还是服从多数吧。”
这句话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太难了。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,你明明知道多数人是错的,你还要服从,还要忍,还要不发作。这需要多大的格局和定力?
在会议上,他可以据理力争,毫不妥协,把自己的观点讲透、讲清楚。但当组织做出了决定,当多数人形成了决议,他选择了服从。
因为他知道,党的团结和统一,比个人的对错更重要。如果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分裂组织、另立山头,那才是对革命最大的伤害。
什么是成熟?真正的成熟,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,还能心平气和地接受“暂时不被认可”。 因为你知道,时间会证明一切,而规则不能被践踏,组织的团结经不起个人意气的消耗。
2.不消极
被夺权、被边缘化之后,毛泽东没有消极。
什么叫不消极?就是不躺平、不抱怨。你不让我管军事,我就把政府工作做好;你不让我参与决策,我就搞调查研究;你不听我的建议,我就继续学习、继续思考、继续准备。
在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期间,毛泽东并没有闲着。他领导苏区的经济建设、土地改革,把后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。1933 年,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,红军给养得到了保障。这些成绩,都是在他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做出来的。
他还利用这段时间,大量读书、深入调研、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。
后来他跟曾志回忆:“1932年开始,我没有工作,就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……差不多整天看,读了这本,又看那本,有时还交替着看,扎扎实实下功夫,硬是读了两年书。”
读书读出了什么?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这两篇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哲学著作,核心思想就是在这两年“靠边站”的日子里扎下根的。
那些骂他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”的人,天天把理论挂在嘴边,却连中国的农村都没认真走过。
3.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。
什么意思?就是你不硬来、不对抗、不越界,但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,你尽可能多地做事、尽可能多地发挥作用、尽可能多地影响局面。
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,但他没有说“那我什么都不干了”。他主持中央政府工作,把经济建设搞上去;他深入基层调研,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。
比如,1933年11月,他带中央政府检查团去江西兴国长冈乡、福建上杭才溪乡,开调查会、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,写出《长冈乡调查》《才溪乡调查》。
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不断提出正确的军事建议,哪怕不被采纳,也坚持提。
长征出发前,他得知中央决定把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,就主动提出要同张闻天、王稼祥一路同行。在长征途中,他利用同行的机会,向张闻天、王稼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,争取他们的支持。这些工作,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,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你看,这就是“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”。他没有越权,没有对抗,没有搞小团体,但他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,做了大量铺垫性的工作。
这些工作,在当时看起来不起眼,但在关键时刻,能发挥重大作用。
命运把他推下谷底,他就在谷底扎根。这就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,最宝贵的一课。
处在人生低谷,我们该怎么办?
从毛泽东的经历中,我们可以学习到面临逆境时的根本态度。
1.不焦虑
很多人在职场中遇到一点挫折,就开始焦虑、抱怨、甚至自暴自弃。
但你想想,你的挫折,能比得上毛泽东那三年的处境吗?他连军权都没有了,连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,但他依然不焦虑。
为什么?因为他知道,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只有平常心才能让你看清方向。
曾经有过一段时间,我觉得自己好像有太多逆境了,什么事都不顺。
后来有一次,我到杭州虎跑泉,我去看了弘一法师写的匾,弘一法师就写了,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。
瞬间,我就明白了,人这一辈子,顺境和逆境交替,很多时候都是逆境,但这是正常的,不要有顺逆之心,顺境逆境,上坡下坡,我们就把它当成旅程的一部分。
2.不消极
被边缘化之后,毛泽东没有躺平。你不让我管军事,我就把政府工作做好;你不让我参与决策,我就搞调查研究;你不听我的建议,我就读书学习、继续准备。
这叫什么?这叫打好手里现有的牌。
很多人一遇到逆境,就觉得自己抓了一手烂牌,什么都做不了,然后开始混日子、开始抱怨、开始自我放逐。但你想想,我们手里那点牌,再差能差过毛主席吗?
真正厉害的人,不是拿到一手好牌才赢,是拿到一手烂牌也能打出名堂。
你把我放到一个不重要的岗位上,我就把这个岗位的事做到极致;你不给我权力,我就用专业和影响力去推动事情;你不认可我,我就用结果说话。
打好手里现有的牌,不是认命,是在任何处境下都不放弃主动权。
牌是别人发的,怎么打是你自己的事。
3.不放弃
不焦虑是心法,不消极是干法,不放弃是活法。
什么意思?很多时候,我们处在人生低谷,很长时间都看不到希望,很多人心气儿就散了,自怨自艾,自己就放弃了。
正如马老师说的:“今天很残酷,明天更残酷,后天很美好,但是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,看不到后天的太阳。”
永远不要放弃准备。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
我之前曾经分享过一个“竹子定律”:
一根竹子,前四年只长三公分,到了第五年的时候每天长30公分,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就长了15米。其实在前面的四年,竹子的根已经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方米。
人也是一样的,每个人都有一段很沉默的时光。那段时光你付出了很多努力,但是没有结果,我们称其为扎根。
当你有了扎根的精神,终有一天会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。
最后,总结一下:逆境中的毛泽东,从不谈焦虑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,记住毛泽东的这句话:“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,黑暗即将过去,曙光即在眼前”。 低谷不是终点,而是你扎根的地方。根扎得越深,站起来的时候就越稳。
与所有正在经历逆境的人,共勉。
参考文献:
1.《毛泽东传》,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
2.《沉默的三年:毛泽东1931-1934》,茂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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